服务外包是产业分工模式，决不是疫情发生的肇事源——对疫情下对服务外包质疑的回应
张为付 夏勇
当前全球产业结构正向“服务型经济”加速转型，产业跨界融合发展态势日益显著。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亦呈不断创新发展的态势。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业务合同额17022.7亿元、执行额12113.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和13.3%，成为拉动我国服务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2020年1月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加大对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本地区服务外包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于经济转型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江苏省发改委关于《服务业创新发展江苏行动纲要（2017-2025年）》更是明确提出，要将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拓展离岸服务外包新市场、培育在岸服务外包新的增长点等要求，为有效促进全省服务外包行业快速增长提供了政策支持。
一、服务业外包是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趋势
服务业外包，是指从事服务业的企业将其非核心的业务外包出去，利用外部专业化团队来承接其业务，从而使其专注核心业务，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对环境应变能力的一种管理模式。
一是服务外包普遍存在于各个产业和行业。没有任何服务业可以脱离制造业而存在，与此同时，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制造业行业中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各行业呈现高度的服务化趋势。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使得服务外包普遍存在于各个产业和行业。以江苏服务外包产业为例。在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江苏鼓励发展招聘、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业态，并发展了一批以江苏领航为代表的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业务覆盖人才外包、组织优化、职业生涯规划服务和人力资源+互联网等领域，已持续为上万家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为数以百万计的优秀人才搭建就职桥梁。在节能环保服务行业，江苏大力发展环境服务总承包服务，并培育了如中电环保等具备高水准工业污染治理综合能力、以“产业+平台”双翼模式发展的领军企业。
二是服务外包是分工专业化升级的结果。分工专业化是服务外包的基础，当前服务外包会在分工类型演变中得到体现。分工专业化使得生产和服务活动从原先空间和组织结构上的内置化系统逐步拆分演变为空间和组织高度分散的链状或网状结构，由此构成服务外包的微观结构和行为基础。随着国际分工模式的快速发展，更多制造业行业倾向于将生产性服务环节从整体生产链中转移到专业的服务生产部门，服务外包则成为制造业行业选择的主要转移方式，同时服务外包的形成、深化和发展反过来又加速了服务业的发展。简言之，服务外包是国际产业分工变化的大势所趋。从全球范围内看，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上游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服务业外包的承接主体。
三是服务外包提升全社会的生产率和效益。服务外包的扩展和深化大大提升了服务业在生产和服务流程上的生产效率，成为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和提升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力量。服务外包通过比较优势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两条渠道提升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和效益。就比较优势效应而言，通过服务外包，企业将相对较薄弱的服务环节外包到外部的专业化企业，不仅可获得第三方提供的更加专业优质的服务，而且可以将有限的且稀缺的资源投入到自身的比较优势生产环节。从全社会来看，通过外部优质服务和内部比较优势产品的有效融合，减少了对全社会生产要素的需求并降低了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效益。技术外溢效应则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升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效益。一是服务外包可以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到自身的核心生产环节，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减少对物质资料及外部技术的需求，进而提高自创增加值在整个生产链中的占比；二是服务外包不仅可以通过技术引领示范和前后产业关联，加快企业自身技术的扩散和传递，提高自身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且可以通过与外部的专业化企业合作，学习其先进的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并降低风险和成本，提升企业效益。各微观企业自创增加值、运作模式和管理经验提升所形成的合力，则可显著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和效益。
二、服务外包需要规范化精细化的流程管理
一是服务贸易发包方的属地主体管理。属地管理，即依据所在地域确定具体管理机关，从“守土有责”的角度确保治理的有效性。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属地管理有利于责任共担、成本分摊、利益同享，可以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贯彻执行，也有利于强化源头治理，推进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为此，属地管理需要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划定事项责任边界，有了明确权责边界，基层治理就能责任分明、有序运转。
二是服务贸易承包方的专业责任管理。随着分工专业化的深入发展，建立完善的承包方专业管理体系，将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将促使专业化管理和专业化的分包企业的分化，助推企业更专注于提高专业技术能力、专业知识信息深度和管理服务水平，据此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承包方的专业管理可以从提升项目管理能力、应变能力、内部管理能力上下功夫，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
三是服务贸易发包与承包方的契约管理。合同管理是对发包与承包双方工作规范的激励。首先，要根据发包与承包双方的特点以及项目特点，选择恰当的合同方式（比如总价合同、单价合同、成本加酬金合同等）。其次，在合同管理中，要明确发包与承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事先要求承包方有义务与发包方进行协调配合，说明可能需要配合的事件以及相应的协调配合费。最后，任务型工作需要施加高压力。特别是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有必要针对承包方建立其完整的考核、评价和监管机制。与此同时，作为承担总体监管责任或生产服务质量的发包单位，必须从严审查外包单位的用工方式是否合规，并对承包方实施“固定人员”式监管，如进入禄口机场的保洁人员绝不能发生顶替或顶班的状况，所有提供外包服务的人员必须精确“锁定”。
三、此次机场疫情折射出服务外包中的管理之殇
自2021年7月20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发现新冠病毒阳性案例以来，其疫情传播链已经蔓延至8省10多个城市，江苏、安徽、广东、四川、辽宁等都先后出现了感染者。2021年8月2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南京集聚性疫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思想上的松懈，导致工作出现漏洞。2021年8月3日，民航局同样认为此轮疫情的主要原因，在于机场方面对疫情防控工作严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日常管理松懈，在日常航班运行保障过程中，没有严格落实地方政府和民航疫情防控规定。
此次机场的疫情之祸源于思想麻痹、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机场感染的保洁人员系外包公司的工作人员，而禄口机场与外包公司权责划分不明晰，形成管理盲区，再加上发现样本后，禄口机场对相关人员的防控管理也不到位，最终造成境外疫情流入，引发新冠疫情传播。具体体现为：
一是国际国内航班垃圾清除工作混合的非规范操作，发包方应负主体管理之责。除保洁公司外包作业过程中保洁员防护洗脱不规范外，关于此轮疫情的另一个焦点，在于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的混合运营。2021年7月21日江苏省委召开的正厅级会议提及，冯军在东部机场集团运营中管理不专业，将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由原来的分开运营变为统一混合运营。这种混合运营的变化，使得保洁员同时保障国际和国内航班的垃圾清运，机场其他工作人员由于接触保洁员或者被污染的环境也遭到了感染。
二是保洁公司作业过程中保洁员防护洗脱非规范施工，承包方应负专业监管之责。2021年7月30日南京市疾控中心发通报此轮疫情源头：保洁员病例的基因序列与CA910航班报告的一例输入病例的序列完全一致。上述保洁员参加了CA910航班的机舱清扫，工作完成之后，因为防护洗脱不规范，可能造成个别保洁员的感染，继而在保洁员工之间扩散传播。
三是机场保洁人员长期游离于发包与承包方监管之外，双方都要负合同履约失范之责。南京禄口机场的传播链条，源头是境外航班，传播口子在机场，失守原因是保洁员同时负责国际国内航班被交叉感染，外加机场对一线外包人员防控管理不到位，继而外溢。这表明禄口机场的疫情传播，问题出在机场方面与保洁公司方面均未尽到防疫责任，而不能归咎于服务外包或劳务外包本身。在我国机场集团企业属于国企性质，编制内人员名额有限，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如后勤保障、设施设备维护、货物装配运输等）外包，可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并增强业务专业化水平。尽管这种外包模式在国内外机场中属于常规做法，但在疫情特殊时期，机场对于外包公司应采取更强的管理和监督措施——通过加强发包方的属地管理，划清责任边界；通过强化承包方的专业管理，提升业务能力；通过优化发包与承包方的合同管理，激励工作规范。
作者简介
张为付：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夏 勇：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