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网络科技社会风险的表现与化解

张为付 尹召凯

网络科技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最前沿、最便捷的现代技术之一，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治理模式。网络科技的兴起激活了社会个体，重塑生产关系，释放普世价值，带来社会福祉。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技术的跃升，移动化、智能化、社交化已然成为智能时代网络科技的新特征。网络科技已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享受互联网带来方方面面便利的同时，也成为其忠实的拥趸。尽管如此，技术红利也不能成为掩盖其潜在隐患的遮羞布。当我们以批判的视角切入，审视互联网发展的反面，不难发现，如今网络科技从发轫期的“屠龙少年”已成长为智能社会的“彪形大汉”，其手中的“屠龙之刃”开始斩向“非龙”，其“库房”中的数据足以捕捉每个社会个体，其“大脑”的思维取向受控于资本“大佬”，其政治偏好可以让政治制度颠簸、政治家黯然。网络科技真的由当初的“屠龙少年”转向“社会恶龙”了吗？智能时代的网络科技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新形势下网络科技的发展该何去何从？

一、网络科技：从“屠龙少年”到“养虎遗患”

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了信息时代带给人们的种种奇妙幻景，宣告人类文明从农业、工业到信息革命的转向。[[1]]1994年,中国正式实现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信息时代由此启程。在政策扶持、技术创新、资本助推以及庞大的用户市场赋能下，网络科技以风疾之势迅猛发展。Web1.0阶段以新闻门户网站、搜索门户为代表，是连接人与信息的单向线性传播，用户以年轻高学历为主、规模较小；Web2.0阶段以博客、播客为代表，是连接人与人的“个人门户”传播模式，多元化、个性化的互联网应用爆发式增长，网民结构日趋均衡，上网时长明显延长；Web3.0阶段以“两微一端一抖”等多终端综合社交门户媒体为代表，是连接人与人的交互式传播模式，网络终端也从以台式机到PC再到智能手机为主导，用户红利已见顶；Web4.0阶段则以智能媒体为代表，是连接人与物、人与人，甚至物与物的万物互联模式，以互联网+、物联网等为载体，实现万物皆媒、智周万物，形成世界的互联互通，此时的互联网已转向下半场，从规模扩张到流量深耕。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划分的四个阶段阶段不是此与彼的生长消亡，而是逐渐演化，各有侧重，彼此交织，智能时代之前的互联网形态依旧存在。

麦克卢汉曾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回望网络科技二十余载，它始终围绕用户需求进行产品研发和版图扩张。从微观视野来看，网络科技改善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涵盖了信息获取、交流沟通、娱乐休闲、实用服务等方方面面，智能家居、机器翻译、图像识别等智能技术也已逐渐局部突破，嵌入公众日常。在宏大视野下，作为“屠龙少年”的网络科技，其“刀刃”消解了传统的垄断、集权与中心化，逐渐型构了网络社会流动、融合、透明、去中心化的新秩序：一是网络赋能个体权利。精英主义垄断被打破，传统的权威被消解，“差序格局”的等级区隔被弥合。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当主播，带来了草根的文化狂欢，乃至“娱乐至死”。二是网络激发个体潜能。用户行为从被动转向主动，操控社会传播资源的能力、搜索特定需求信息的能力、盘活个人闲置微资源的能力、连接社会关系的能力被网络科技大大激发。三是网络开放市场竞争。市场环境逐渐透明、商品信息流动日渐自由、市场准入门槛逐渐大众化，一时之间，商业法则也从B2B转向B2C，对用户来说，网络的公开透明化避免了“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陷阱，消费者不用奔波传统集市或商场之间“货比三家”，线上平台会提供充分的商品介绍及用户评论，比价网站更能帮助消费者做出快速决策。

网络科技带动产业“螺旋式”上升，不断经历扩张、兼并、重组，已然形成了庞大的体量，并且仍在细分领域不断发展。当我们跳出正向逻辑去审视智能时代的网络科技，会发现它在带来美好景象的同时，智能算法、超级平台等新特征的反向作用也日趋显现，猛虎终有隐患。

其一，平台从聚合生长到无序竞争。网络科技不仅盘活用户个体潜能，也确实开辟了互联网企业的新蓝海。如果将互联网称之为新媒体，那么新媒体的组织也经历着从产品到平台的演进。换言之，平台成为互联网当下的一种基础设施，它不断地聚合产品应用以及用户关系，积累自身流量池。例如微信，开始只是聊天软件，但随着生活服务、金融、游戏、资讯的不断聚合成为了一种平台，淘宝、美团、滴滴打车乃至今日头条亦然，都从某种应用产品不断整合渠道，成为连接商家和消费者的聚合端口。如此看来，平台的确减少了边际交易成本、提高了购买效率。但同质化平台要想在互联网浪潮中生存，无序竞争随处可见。如较早的360和腾讯的3Q大战，O2O市场的百团大战，随后的滴滴、Uber等网约车大战，再到制造“单车坟场”的共享单车大战，恶意“补贴”的社团电商大战，乃至如今短视频时代直播电商开启的新赛道。互联网平台“烧钱抢流量”的做法一以贯之，造成严重资源浪费。在流量为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遥控下，平台的无序竞争不仅体现在横向的扩张，对纵向的利基市场也已经无孔不入。为了积累流量，互联网平台已渗透到社区团购领域，企图动摇民生领域的“菜篮子”工程，冲击底层就业市场，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二，用户从补贴收编到垄断收割。互联网依循用户为王还是渠道为王各有论争，但从运营端都绕不开流量变现的逻辑，换言之，就是如何获得流量并转化为资本，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二次售卖。传统媒体的二次售卖理论是指先将媒介产品卖给用户、读者、听众、观众等媒介消费者，再将消费者的注意力或者说时间卖给广告商。而在互联网的特质下，“售卖”来得更容易、更便捷。第一步，先采用补贴形式收编用户。补贴的类型多种多样：优惠券、现金、权限、代金币等等。提出著名互联网长尾理论的克里斯·安德森，在《免费：商业的未来》中阐述了互联网时代的免费逻辑。与论述长尾理论时使用大量美国案例不同，在论述互联网免费理论时，中国被当做最佳的观测窗口。安德森认为最有意思的商业模式是利用“免费”来挣钱，其商业模式和商业竞争要害在于通过哪怕免费1分钱或者多一个用户权限而获得的比竞争对手和产品更多的市场优势和竞争份额，从这个意义上看，补贴亦是遵循免费的逻辑。[[2]]然而，用户无需考量其他，作为个体体验，同样几款打车软件摆在面前，大多数人会把是否有大额优惠券、补贴券或者说新手注册免费乘车等形式作为乘车选择的考量因素。如果说收编用户是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天性，那么第二步，垄断收割也符合互联网竞争的狼性特质。垄断或被垄断的零和博弈在互联网的成长周期早晚会显现，带来的恶果是进一步收割小型市场份额，坐地起价，让用户为最初的“补贴”买单，更有阻碍科技创新活力的深层风险，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形成新霸权，阻碍了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进而影响到国内的大循环。

其三，服务从精准营销到隐私让渡。数据驱动的智能时代，各类数据成为预判用户线上行为的坐标，也成为企业争相挖掘的富矿。网络科技的精准营销，能通过用户的社会特征、搜索行为甚至所处自然环境建立用户画像，精准地匹配用户所得所需，维护用户关系，这里面的一个核心技术就是算法，算法越先进，匹配程度就越高，时至今日，这种手段在新闻资讯、电商服务等平台已随处可见，今日头条会不停推送我们感兴趣的新闻，京东淘宝能在首页不断展示我们搜索过的产品，微信朋友圈会针对个人特征推送可能喜欢的信息流广告。受众在享受这种精准服务的同时，已在心里歌颂大数据时代的种种利好，我们的生活也逐渐被智能媒体、智能服务所包围。但反过来想，如果没有获取到我们的信息，它怎能如此“懂”我？这背后的核心逻辑就是隐私权利的让渡。在使用任何一款APP时，我们已经默许签订不平等条约，个人信息、使用行为记录被一览无余，甚至通过GPS能锁定个人位置、通过手机摄像头能获取个体相貌，换言之，所有享受的精准服务以及上文谈到的补贴，都是用个人隐私信息换取的，因为如果不同意这些使用条款，我们将无法使用软件，在个人需求和信息裹挟中，大多用户默许了隐私的交换，更极少有人细究那些在关键环节含糊不清的用户条约，这当中暗藏更多的风险。舍恩伯格2013年在《删除——大数据的取舍之道》一书中谈到用户应进行数字化节制，减少数字化记忆，[[3]]发出用户个体层面数据的隐忧，互联网的永恒记忆让每个人因不成熟的数字印记面临被秋后算账的风险，如今看来更显深刻。

从网络科技发展来看，无序的边界扩张、垄断的超级平台、让渡的隐私权利已成为智能时代的新风险。科技发展与社会互构形成诸多灰色地带，有人提出现在是一个VUCA时代，处在易变(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complexity)和模糊(ambiguity)的世界，同样型塑着互联网角色的流动、边界的模糊，不确定是唯一的确定。我们更需要一个更大的视野去审思智能时代的网络科技如何进一步影响社会、型塑社会，洞察网络科技带给社会的潜在风险。

二、数据胁迫：网络科技叫板社会治理

媒介技术驱动下，社会布满了智能终端和传感器，源源不断地生产海量数据，并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数据成为了人类生产、生活以及治理的关键要素。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挖掘以及分析，成为支撑社会治理准确预测、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社会治安、公共服务、医疗卫生、舆情监测以及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都离不开数据支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数据带来了新的胁迫：大量数据编织的信息茧房让社会公民陷入算法的囚徒困境；海量隐私数据的获取、转手和违规使用，在看不见的暗网里售卖流通，衍生新的诈骗犯罪，公民信息在网络世界“裸奔”让人不寒而栗；谣言滋生、舆情密布，各种花式反转早已司空见惯；数据产生的新一轮的伦理、道德以及文化问题，既是现有规则的盲点，也是社会治理的痛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在全球依靠网络科技进行数字化治理转型的同时，也要时刻准备迎接数字风险带来的治理挑战。

一是数据织茧，算法作缚。1994年，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预言了数字化时代的个性化服务，并将之命名为“我的日报”(The Dairy Me)，[[4]]对应了如今基于用户个人兴趣进行个性化内容推送的APP。时至今日，基于算法深度学习技术的个性化推荐已经成为网络科技的基本配置，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新闻资讯、电商服务等多个领域。但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在短时间内是“凝固”的，基于用户基础数据推送的信息也是为了“取悦”用户，不仅推送用户偏好的信息，而且会基于共同的爱好连接用户关系形成圈层，在社交软件推荐的都是与其趣味相投的人群，形成了圈层效应。个体获得的信息和关系的趋同化，形成了信息茧房，在海量信息的世界，始于兴趣爱好，困于兴趣爱好，在每个圈子会因为彼此的观点相投而产生回音室效应，进而强化自己的观点。但是，一旦极端的价值观形成思想共振，就会因为算法推荐像一个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引起群体极化效应。从技术和平台的视角看，社交网络用“过滤气泡（The Filter Bubble）”困住用户观察异象世界的出口，基于算法推荐各个网站只分发用户所爱，让人沉浸在自己偏好的幻相世界，像气泡一样包围用户，与网站的其他信息隔绝，[[5]]形成不同的壁垒。大众媒体依托网络科技，其基本功能之一是社会整合，这种整合需要公共信息的覆盖。[[6]]然而由于基于数据和算法的内容分发成为互联网的基础形态，社会整合功能式微，形成的是圈层化的、割裂的“共识”，社会治理更显复杂。

二是信息攫取，无远弗届。虽然用户已经默许让渡自己的数据隐私来换取网络科技产品的使用权限，不再计较攫取的不平等性，但是每个人都应该对个人信息被无限制地泄露、售卖、使用嗤之以鼻，担忧可能受到的骚扰、诈骗惊慌。首先，信息泄露会降低社会信任。18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用“圆形监狱”来形容数字隐忧。“圆形监狱”是指囚室由四周的环形建筑分割，每间小囚室有两个窗户，一端面向中央的中心塔楼，一端面向有光源的外界。中心塔楼的监视人员可以看到任何一间囚室，逆光囚徒会疑心自己是否会受到监视及何时受到监视。杰里米·边沁将其看作“一种新的监视形式，它的力量是前所未有的”。如今网络平台就像是一个虚拟化的“圆形监狱”，使人生活在“感觉时刻在被监视”的束缚中。福柯提出的“全景监狱”也形容了监视的控制力量。[[7]]不安全感让每个个体在通过网络连接世界的同时产生“断联”的念头，产生如注销账号、删掉朋友圈等一系列表象。其次，数据流转无远弗届，影响公民生活甚至威胁安全。从生活日常来看，教育培训、卖房卖车、保险办理等骚扰信息无孔不入，它总能精确判断用户当时所需，对其进行密集的信息骚扰或者说“信息轰炸”，更有甚者，冒充用户亲人朋友发送诈骗消息，造成了个人财产的严重损失。用户很难精确判断是哪次网络信息的登记数据被该领域同行流转、甚至跨行业售卖，更难想象对方既能掌握身边人的数据信息，又能精确匹配。最后，信息攫取不仅包含用户默许隐私让渡，忽视使用权限的边界，也包含用户信息在没有被“默认”的情况下“巧取豪夺”，如手机恶意程序索取个人信息，伪基站信息干扰及实施诈骗等，引发的一系列新型数字安全问题值得关注。

三是舆情弥漫，真假难辨。网络舆情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点，也是难点。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网络参与主体多元化、参与方式多样化、信息传播的即时化、传播渠道多样化，网络空间治理变得更加复杂，舆情即民意，舆情管理成为了社会治理的第二战场。然而，网络的舆论比现实更复杂：一方面从传播角度看，除了真实的民意线上反馈，还夹杂着各种“水军”、数据包装公司有预谋、有计划的“带节奏”，误导舆论走向。另一方面，受众属性也会限制舆论走向，以网民学历为例，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20年6月，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40.5%、21.5%；受过大学专科以及以上教育的网络群体占比为18.8%，[[8]]整体水平偏低。就传播效果而言，“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词典》评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揭示了客观事实对民意影响较少，更重要的是个体情感、个人判断及价值信念，换言之，真相已经不重要，当下感受最重要，诞生了“吃瓜群众”。制造谣言的成本极低，民众宁愿轻信于谣言带来的假象，用谣言缓解对风险社会的焦虑，[[9]]而并非关注真正的事实。媒体亦只需获得关注度和流量，辟谣又需要极大的成本，辟谣的传播力远不及谣言迅猛，造成谣言肆虐，破坏了主流媒体的社会公信力。正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与之伴随的“信息瘟疫”同样可怕，捕风捉影，搬弄是非，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助长了民众对于疫情的恐慌，左右了对疫情真相的判断。

四是数字伦理，任重道远。在网络科技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作为重要保障的数字伦理却发生着严重的脱节。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一系列新兴网络科技冲击着世界秩序，人工智能可以写新闻、写诗歌、做虚拟主播，与机器人谈恋爱亦不再是电影故事。但与之相伴的是算法歧视、人工智能滥用、假新闻……人类已经为数据失范付出代价，亦无法估量技术失控的影响。当前，单是数字版权问题就难以达成共识，更遑论全领域科技驱动下的数据颠覆，乃至全球勠力发展的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正如温德尔·瓦拉赫在《科技失控》中所言，技术的潜力令人惊叹也令人畏惧，新技术无法回答如何解决这些技术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投资风险。[[10]]数据和算法毕竟并不受道德伦理规范的束缚，遵循数字伦理、呼吁科技向善成为与科技创新相向而行的关键行动。然而应该遵循怎样的数字伦理、如何遵循数字伦理、违背数字伦理的纠偏机制等问题域尚待进一步回答。伦理是现代社会公民内心遵循的价值规范，亦是现代文明社会治理的基石。数据作为网络科技的核心要素，数字伦理需要更多的预警和关切，实现科技共享，社会共治。

三、资本绑架：网络科技成为资本家奴

纵观中国互联网二十余年发展史，在技术、产品不断更新迭代的背后，除了用户需求的驱动，更有资本力量的追逐。智能时代网络科技有了新的特征，也出现了新的异化景观，资本成为始作俑者。圈地运动与超级平台是资本绑架的垄断之象，超级算法与数字劳工展现了资本追逐下的网络科技平台之恶，将视野不断聚焦到网络科技的垂直行业，一系列灰色生态亦揭示了网络科技成为资本的家奴，资本恶意逐利下的科技并非生而向善。

一是圈地运动与超级平台。网络科技发展的驱动力不仅是技术的革新，还有资本操作下的商业模式更新。资本纷纷入局互联网每一轮新风口，O2O、专车、新零售、共享单车，乃至近年来的网络直播、知识付费、移动医疗、VR/AR等等，然而互联网的商业法则不是“锦标赛”，而是“赢家通吃”，每一次投资和运作都是“修罗场”，无数项目“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楼塌了”，互联网泡沫逐渐消退。每一轮风口都会掀起新一轮圈地运动，资本格局被重新洗牌，以超级平台、独角兽企业为主导，开启一轮又一轮的互联网寡头战争。与传统企业不同，数字经济生来带有垄断“基因”，滴滴垄断了网约车市场，美团、饿了么垄断了外卖市场，淘宝、京东、拼多多垄断了电商市场。诚然，垄断能一定程度提高生产效率，但也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前文所谈到的社区团购。此外，圈地运动必然造就一批超级平台，对市场起着支配作用，进而损害消费者权益，降低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因为无论小型企业产品多么卓越，没有超级平台的用户和流量，就无法有足够力量吸进用户，在寻求超级平台庇护的过程中，创新动力被挫伤。此外，超级平台能获取更多的数据，并向第三方数据请求索取高价；大数据还为超级平台开启“上帝之眼”，竞争对手的报价、市场数据都难逃掌控，[[11]]强者愈强，甚至对于消费者实施动态定价，进行“大数据杀熟”，数据资产沦为资本蚕食民众的“利器”。2020年双11前夕，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打响了平台互联网反垄断的第一枪，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次提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进一步强化监管体系，发挥政策作用，为平台圈地运动降温。

二是超级算法与数字劳工。互联网诞生了数字劳工，[[12]]资本的驱逐让更多的数字劳工异化。《人物》杂志的一篇文章《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火爆刷屏，数据、算法、平台像无形的陀螺精密控制着每个个体的劳动模式，程序员、外卖员、配送站都被超级算法控制，成为平台数字劳工。程序员履行平台决定，不停优化算法规则，劳动越快，产生的配送数据越短，训练出来的算法显示的配送时长也就越来越短。配送时长让外卖员与算法时间赛跑，个人力量无法抵抗算法计算的极限时间，只能用超速进行一次次的极限运动，也就突破了人身安全的极限，造成交通事故频发，“五星好评”更是无形让外卖员为用户的情绪服务买单。配送站同样被数据左右，承接的单量、差评率、投诉率，特别是超时率，都作为平台考核指标，为了进一步挖掘每个骑手潜能，在平台调度下再次进行人工调度优化。甚至平台之间为了追求极致的资本收益，利用灰色不完善的契约机制将风险承担转嫁给没有反抗和议价能力的骑手、站点个体。[[13]]算法并非中立，看似“每一片雪花都是无辜的”，但是智能化的网络科技的确让更多的数字劳工困在算法中、困在系统里，超级算法的背后有资本的驱逐，在每个骑手用生命赛跑的背后也换来了美团外卖、饿了么新一轮更加漂亮的资产数值。由此说开去，不仅是外卖骑手，每个互联网个体都已成为网络平台的数字劳工：抖音不生产内容，用户不收任何报酬刷抖音、发抖音，为平台制造内容；每日头条不生产内容，却有强大的算法机制抓取新闻数据，定向分发推送；微信平台不生产内容，却凝聚了强大的关系网，让用户用刷微信、发微信进行虚拟连接；直播平台不生产内容，却能在主播展演下将“人、货、场”合一，将流量变现。不论是生产内容（UGC）的普通用户，还是专业生产内容（PGC）的意见领袖（KOL），都成为数字劳动的一种。所有平台用注意力和生产内容换取高额的佣金提成、广告费、坑位费，数字劳工的背后是精巧的资产增殖，网络平台亦被资本“绑架”。

三是垂直行业与灰色生态。垂直行业是指网络科技可以应用的其他领域，如金融行业、传媒行业、健康医疗等等，每个垂直行业都有灰色生态和风险乱象。在金融行业，互联网金融强力渗透中小微企业和居民信贷，打通居民消费“任督二脉”，信贷消费活力空前，P2P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正值风口，大众传媒为其背书，与此同时，裸贷、骗贷、高利贷、老赖、恶意套现、暴力催收、羊毛党、征信黑市等灰色生态持续曝光，不仅腐蚀互联网金融业态，而且逐步向知识匮乏的农村地区渗透。在传媒行业，传媒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换言之，就是当下火热的流量经济。流量就是一系列衡量注意力的数据，包括点击率、浏览量、点赞、转发、评论、分享等等。但不管是注意力还是流量，最终仍需变现形成资本。资本控制媒体，买新闻、请水军、买热搜、压热搜、控评等等，一方面消减负向效应，进行“洗白”，防止媒体舆论对资本、股市的恶意冲击，另一方面提高正向效益，借媒体舆论之力，获得注意力，进而二次售卖。以微博平台为例，围绕明星就有热搜话题榜、粉丝量、搜索量等等各类评价指数等，经纪公司和粉丝为提高偶像热度，进行数据恶意造假，形成灰色产业。以百度平台为例，也存在注意力换取经济的模式，其竞价排名广告商业模式一直颇受诟病，“魏则西事件”曝光了互联网医疗广告黑幕与乱象，震惊医疗和互联网行业。这些灰色生态游走在监管的边缘地带，为社会带来更多不确定的风险。

四、政治博弈：网络科技涉猎政治生态

当年的“棱镜计划”揭露美国以“反恐”之名，联合网络巨头秘密监控，挖掘数据、收集情报，系统窃取全球网民隐私的真相，侵犯公民隐私，损害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角力，网络信息安全领域亦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网络安全是政治安全的重要支撑，网络安全潜在地影响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14]]进而直接影响政治安全。换言之，网络科技已经涉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政治博弈。

安德鲁·查德威克在《互联网政治学》中揭示了互联网影响我们如何“从事”政治以及如何理解政治生活。网络科技通过涉猎社区、协商和参与的电子民主，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的电子动员，政党、候选人和选举的电子竞选，行政部门与管理机构的电子政务等各种形式介入政治，重新构建全球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治理体系，赋予数字鸿沟新的张力。[[15]]按照安德鲁·查德威克的逻辑，网络科技影响了政治家如何进行政治运作，改变了公民参与、思考政治的方式。在社交门户媒体为主的Web3.0阶段以及更加智能化的Web4.0阶段，网络科技已经成为参与政治传播的重要角色。

其一，社交机器人操控政治舆论。社交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交媒体的一种初级应用，指运营者借助算法技术，注册并运营大量虚拟账号，扮演人类发布生产内容，与真实用户和其他机器人产生互动。这种技术最早应用于商业营销，后来被政治团体用以完成政治诉求，操纵社会舆论。[[16]]近年来，政治选举、政治干扰、社会动员乃至国际事件中利用社交机器人操纵舆论的事件被频频被报道，在英国脱欧、美法总统选举、中美贸易战中，均发现有社交机器人操纵舆论的痕迹。研究者发现在英国脱欧的讨论中，最活跃的脱欧派与留欧派账号都是机械转发新闻的机器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社交机器人生产的推文在选举前几天占比四分之一，选举后发文比例显著减少；[[17]]在Twitter空间参与有关中美贸易谈判议题讨论中，社交机器人占比13%，发布内容占比接近20%。[[18]]社交机器人能自动干预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递，通过大规模转发以及发布重复内容形成意见气候，影响政治舆论生态：一方面，积极包装自身形象、制造虚假的人气，虚张声势扩大自身影响力；另一方面，制造虚假消息进行政治干扰，煽动舆论，抹黑对手，有的看似吹捧，实则“低级红、高级黑”。运用机器人算法进行舆论操控已形成一种地下产业，网络科技的智能化不免成为了政治博弈的工具。

其二，社交媒体提供动员社会抗争的平台。近年来，国内外涌现基于社交媒体开展的新型政治运动，如“茉莉花革命”、“占领华尔街”、“伦敦青年骚乱”、“俄罗斯抗议”、“埃及暴乱”、“台湾太阳花学运”、“香港占中”事件等，从线上动员到线下行动，社会媒体成为动员、组织、参与社会抗争的新阵地。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以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甚至直播的方式全方位营造抗争舆论，及时更新事件动态及现场，有研究指出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初照片和视频通过互联网传播，现场的示威者又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直播互动交流，具有极大的煽动力；另一方面，通过通讯软件、社交媒体动员集会、游行，传播行动信息，激发政治参与，能够进一步扩大事件影响力，动员更多人参与到线下行动。在政治抗争中，除了公民对社会不满达到临界点自发政变外，还有国外势力插手，如“香港占中”和“茉莉花革命”、“埃及暴乱”等运动，均有外国势力以隐蔽的方式制造负面舆论，激发矛盾内化。[[19]]如前文所言，网络赋予公民个体权利，消解传统权威，极大促进了公民个人表达和政治参与度。而社交媒体更是基于关系的相互连接、形成不同的关系节点，由于对现实、民生等问题的不满情绪在社交媒体聚合形成巨大的力量，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能瞬间引燃、“爆炸”，转为街头政治、广场政治或舆论政治等不同形式的政治抗争，形成冲击原有的治理秩序的巨大力量。[[20]]

从媒介与政治的视野看，媒介和政治组织、公民一样，都是政治行为者和参与主体。[[21]]回望媒介发展的历史，从广播、电视、互联网到社交媒体的不断演进，亦改变着政治、参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从美国总统竞选史可以窥探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张力。18世纪末，美国总统选举运动刚开始，报纸、演讲、集会成为发表政治舆论、争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而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利用广播进行“炉边谈话”高效传递信息。约翰·肯尼迪凭借电视辩论扭转了民调。克林顿买下了全美的有线电视广告。小布什很早就建立自己的竞选网站，运用互联网定位摇摆选民精准投放信息。奥巴马借助社交媒体将网络支持转变成为线下的行动。特朗普更是抓住网民特点运用社交平台发布个性十足的推文，被戏称为“推特治国”。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大选中，基于智能算法的社交机器人已然介入了这场政治争斗。由此看来，随着未来网络科技不断发展，公民的媒介接近权会不断提高，多元化、多渠道的政治表达不断涌现，增强了数字民主，但也暗含着“革命”的新风险，这为网络治理带来了增量，与之俱来的，亦是无限变量。

五、网络科技发展的未来秩序需纠偏与创新同时发力

网络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不能单从好或者坏这种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看待，文章重点从批判的视角阐述了网络科技自身发展带给社会的诸多隐患。网络科技的发展需要纠偏和创新同时发力，协同共建未来发展的新秩序。

（一）纠偏：“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则校准

用户需求是网络科技发展的核心动力。智能时代的网络科技利用大数据来预测用户行为和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利用工具理性来趋近价值理性的折中路径，即企图以利用数据基于事实判断的实证主义来逼近人的价值判断，以预测人的决策及价值追求，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及商业利润，达到一种工具与价值的“共赢”。这种意图，在网络科技不断演进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扭曲和偏离，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移动化、社交化的特征加速了对人的功能和地位的忽视，作为用户主体的“人”在自身活动中被异化，反而剥削了人的价值。由此来看，个人监视、隐私滥用、信息安全、算法操控乃至平台垄断收割等由网络科技发展夹带、发酵、滋生的一系列问题引发的种种恶果，本身是借助技术之手对人的中心地位的消解。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调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既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掣肘时鲜活的时代价值标尺，也是网络科技发展纠偏的核心校准法则。“以人民为中心”重视人的需要、强调人的潜能、尊重人的主体性，都在于能够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网络科技发展的未来，需要在强调提高生产力效率的同时不断更迭技术响应人类需求，要兼顾经济发展和人性的适配性问题，从社会的视野来看，社会效益更是无数“以人民为中心”的集合，在优先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协同发展。

如何纠偏？一方面对于网络科技公司自身，要遵循“科技向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对国家及人类发展心存敬畏，不以技术创新之名，行“丛林法则”之实。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发挥监管作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时有效介入，规范互联网发展。发挥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权利，协同共治、纠偏，网络科技的未来发展才能避免“失控”，行稳致远。

（二） 创新：商业模式和核心科技的协同进化

如果以人民为中心是发展之“道”，那么科技创新则是未来发展之“术”。不仅要创新商业模式，更要用互联网积累的数据和算法推进技术创新，实现商业模式和核心科技的协同进化。

其一，对于商业模式而言，新技术驱动互联网发展从生产关系创新向生产力创新转场，其核心特征便是用户增长放缓，用户红利减弱，换言之，用户数量、互联网接触时间、乃至利润水平都面临天花板。但数据信息会继续呈爆炸状态增长，深度学习算法会更加优化。一方面，对于C端而言，要完成从野蛮扩张到精耕细作的转型，让用户高效且精准获取对自身有价值的内容，提高粘性成为创新商业模式的关键操作；另一方面，探索从C端到B端转型方式，防止进一步垄断和无序扩张，积极转型赋能传统行业，优化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激发中小企业活力，稳就业、保民生，畅通国内大循环。

其二，积极推进核心科技创新。尤其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技术上下大功夫，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突破核心技术肯定会带来阵痛，但这是为了用当前短痛换来长远的主动权。[[22]]互联网在金融领域，乃至卖货、卖菜、打车、送外卖等生活服务领域只是同个商业模式在不同领域的机械复制，很难说能在核心技术上有深层突破。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最大的“命门”，作为互联网巨头，不要只顾眼前复制流量战术，要勇于承担科技创新的责任，发挥科技创新势能，“依靠硬核科技，让企业站上价值链顶端，让国家竞争力、自主性更强，让人类的知识边界更大”[[23]]，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才是其价值归宿。

 

作者简介：

张为付：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尹召凯：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