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种源保护，确保种业安全——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武舜臣  王允  张为付

种子安全事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大局。当前中国种业安全面临两大威胁：一是国内种业市场化程度低，竞争优势不足；二是种源保护机制不足，品种退化萎缩严重。从对策看，两者提升路径有其本质上的一致性：对前者需要继续引入竞争机制，提升竞争力水平的同时，推动研发创新争取种业现今；对后者应完善保护机制，打造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谋求种业未来。

种子安全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基于对种业现状的考量，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部署种业发展战略，把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作为2021年的重点任务，也为保障粮食安全，落实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指明了着力方向。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数据表明，国际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因素中，仅20%依靠播种面积的增加，80%依赖于单产水平的提高，而单产增加的60%至80%又来源于良种的科技进步。良种的开发与推广，不仅能保障粮食产量，更可支撑农业的高质量发展。维护种子安全，既可成为端好“中国饭碗”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一、种业安全与“两藏”战略的内涵

近年来，单产增加成为我国农产品增产的主要来源，良种的开发和推广则是我国农产品单产增加的重要基础。然而，较长一段时间看，国内农产品种子问题并未被得到足够的重视。2020年，随国际贸易摩擦的升级，作为农业芯片的种子重新被提升至新的战略高度。

探究种子安全问题，首先要了解种子安全的内涵。参考粮食安全的定义，种子安全的内涵应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其一，保证能够买得到且买得起，其二是质量安全问题。我国种子行业发展起步较晚。1990年代一系列种子行业改革政策出台之后，我国种业才逐步走上了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如今我国粮食种业基本能实现自给，且主要口粮的育种技术较为发达，买得起且买得到不成问题，2019年全国审定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5种主要农作物品种4219个，比2018年增加883个。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种子国产率达87%以上，在水稻、小麦、大豆、油菜等大宗作物用种上，我国已经实现品种全部自主选育，玉米自主品种的面积比重也由85%恢复增长到90%以上，国内主要粮食作物种子实现基本自给，种业安全保障能力得到了提高和增强。然而，起步较晚的时机缺陷和市场化程度低的制度劣势，仍导致了中国农产品种子品种的差异性较大、性价比不高和核心竞争力较低的问题。当前国内种业市场，不仅存在种业研发滞后于消费升级需求导致的供求缺口，更因市场监管规范困难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普遍。有关资料显示，市场上的套牌玉米种子占比能达到1/4甚至更多，正规种子企业投入重金、多年研发出来的品种难以获得对等的利润，影响了种子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和种业市场的健康发展。此外，在当前粮食扶持体系下，高产量、抗虫害、抗病毒的转基因、杂交品种优势明显，大量挤出地方土种的生存空间，不仅让不被消费市场欢迎的品种充斥市场，还影响了食物多样性。

幸运的是，面对种子市场的诸多乱象，基于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初衷，顶层设计层面早已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以扶持和规范相结合的方式，为种子市场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仅是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也将种子问题提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所谓“藏粮于技”就是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掌握种子的主动权就是“藏粮于技”的重要体现，种子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首要环节和重要载体，种子科学与技术在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愈发重要。在粮食生产中由于土地有限，靠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产量已经不太可能了，而且尽管我国种质资源丰富，但由于粮食育种技术整体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下一步粮食生产的关键是提高品种单产水平，聚焦“藏粮于技”，中国的玉米、大豆单产水平低于发达国家，需要进一步提高，水稻需要提高品质、改善口感，这些都需要加强种业研发，提高种业水平。

国外种子研发多是在大公司，种子资源的收集源于百年积累，起步早、科研投入大。而我国商业化的农作物种业科研体制尚未建立，投入有限、基础薄弱，缺乏有效协作。技术、资源、人才向企业流动不畅。体制机制问题带来的弊端使得种业技术创新潜力有限，“藏粮于技”战略便是要求加大科研投入，做好基础性工作、基础性研究和开发利用，引入市场机制提高企业创新意识，从资金保障和机制构建两方面落实“藏粮于技”战略，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二、我国农产品种业面临的困境

（一）种业供应有所增强，但竞争力研发差距明显

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却不是粮食生产强国，更不是种业供应强国。由于国内种业起步较晚，实质性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2011年后国内种业才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育种新格局，开启了现代种业阶段。2017年孟山都、陶氏杜邦和先正达的市占率分别为28.5%、21.5%和7.4%，中国企业隆平高科首次进入全球10强，全球市场份额不足1%。因此，即便我国现代种业体系构建加快，种业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只是基本实现了主要口粮作物品种的自给，以及在杂交水稻方面的优势，个别品种尚存在较大缺口。2018年，我国进口农作物种子7200万公斤以上，进口额为4.75亿美元，特定作物受贸易摩擦影响风险大，如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6%。农民能够选择的自主种子品牌也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北方的一些地区，国外进口种子占比高达80%（苏文健等，2013）。但是部分粮食种子市场存在过剩现象。2016年我国杂交玉米的可供种量为20亿公斤，而需种量仅为11.5亿公斤，仅为可供种量的一半左右；杂交水稻的可供种量为3.6亿公斤，而需求量仅为2.45亿公斤。中国种业市场的品种供需不均衡现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种业市场竞争力。同时种子企业竞争过于同质化，6000多家农作物种子企业中主营主要农作物种子的企业有3000多家，经营非主要农作物企业达3200多家。企业之间品种相似、模式趋同，竞争的同质化带来竞争的白热化，导致经营成本大幅上升、销售价格难以增长。

除竞争力差距外，研发差距更是限制着国内种业的发展潜力。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称我国种业科技进步明显，但距离国际先进仍有差距。从种业科技创新水平看，我国畜禽遗传资源占全球1/6，但鉴定选育工作方面还处在起步阶段，技术创新应用差距较大。受限于国家育种长线支持力度的不足及科研机构与企业协作性不强等原因，种业研发方面，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的结合、小麦玉米种质资源研发等仍与发达国家存有较大差距（方言，2020）。中国种子企业规模小、数量众多，行业集中度低，2019年前10名种子企业销售收入占总体的15.8%。企业小而散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公司缺乏自主研发的积极性，研发投入十分有限。2017年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前50强种业企业年研发投入为13.8亿元人民币，仅接近跨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公司的1/7, 研发投入比为7.4%，尽管高于国际正常线5%，但与跨国种业公司10%以上研发投入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造成种子企业研发落后的重要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市场监管机制不完善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2018年据中国农科院估计目前市场上至少有1/3的种子是套牌种子或违法转基因种子。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套牌种子并不“伪劣”，种子在纯度、净度和发芽率等方面不一定不达标，且因其成本低、盈利多，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经济负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自身解决，而常年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及监管机制不完善的问题则给这一恶性行为创造了生存空间，阻碍了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其二是体制弊端。国务院一再强调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但中国种业研发的核心在科研院所而非企业，88%的品种出自科研单位。但是很多科研单位不进行公益性研究，却都聚焦在低端培育杂交品种上，改良、创新和分子育种等基础性研究薄弱，导致商业育种也难以持续创新。同时考核科研人员的指挥棒是发表论文和职称评定，这导致科研成果的转化率非常低，进而也妨碍了种业的产业化。许多科研院所把国家的成果转化为个人的经济收益，从而形成国家投入科研与企业自主科研的“双轨制”，必然形成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挤出”效应，阻断了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发展路径（邓岩，2017）。

（二）种源供给总体平衡，但满足消费需求品种少

我国主粮生产用种基本安全且有保障，水稻和小麦种源能够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且有一定的竞争力；玉米和大豆种子实现基本自给，但受育种及栽培等因素影响，单产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由于前期对于种业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研发投入不够，我国农作物育种创新能力、种业产业集中度、种子市场监管能力仍然较低，品种多乱杂、企业多小散、种子假冒伪劣等问题仍然突出。三大粮食作物中突破性的品种少，能被农民认可并大面积推广的品种更少，品种多而杂的现象一直未得到解决，部分粮种进入研发平台期，投入收益也在边际递减。在差异化竞争方面，我国的许多优势种质资源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如大豆在精深加工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没有形成市场商业优势。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种业需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吃好的需求，但我国种子方面，优质品种差距很大，优质种子比重较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国内用于制作饼干、面包的强筋和弱筋小麦需求量大增，国内品种难以供给。同时居民对植物油消费量不断增长，据统计2018/2019市场年度中国食用植物油生产量为2871万吨，同比减少了92万吨；消费量为3523万吨，同比增加了123万吨，但是榨油用油籽进口依赖度较高，受中美贸易摩擦及非洲猪瘟影响进口量呈下降趋势，国内油脂种子逐渐面临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种子安全仍将持续性地面临实现增产、提高质量以及多样性需求等方面的问题。

（三）国内种源资源丰富，但物种多样性消失加快

得益于中国丰富的物种资源，袁隆平等人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找到了这株天然的雄性不育系，有了这株天然的野生雄性不育系，才有了后来每年可以多养活6000多万人，十年间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成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百姓救命粮的杂交水稻。就是因为有了这株野生不育稻，才有了后来袁隆平在杂交稻的基础上搞研究的超级稻，这种利用野生稻的增产基因和杂交优势实现的超级配套实现了大面积亩产超过800公斤，每年又可以多养活7500万人的目标。与稻谷类似，得益于国内物种资源的优势，中国在小麦、玉米、高粱、马铃薯等其它粮食作物育种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成功培育出数千个高产优质作物新品种新组合。

然而，随着研发品种经济比较优势的提升，野生品种及部分地方品种不断退化萎缩。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初步调查，在湖北、湖南、广西等六省份375个县，71.8%的粮食作物地方品种消失，其中不乏优质、抗病、耐瘠薄的特性品种，种质资源保护面临新挑战。某水稻大省数据显示，由于种质资源缺少有效保护，当地水稻地方品种已由1956年的1366个减至2020年的80个，核心种质创制数量少，品种同质化问题严重。

由此可知，中国的种子问题中，隐性却不失关键的内容在于其长远价值和现实价值的矛盾冲突。从现实价值看，需加快研发创新，提供更具竞争力的种子，争取更多市场竞争力与话语权；从长远价值看，对部分尚未表现出经济价值农产品品种的保护有待加强，这又关系到未来的种业竞争力。处理好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是摆在中国种业发展面前的重要议题。

三、保障种业安全的关键与着力点

（一）加强研发投入与建立科研体制

提升研发能力是种业安全的根本。种业发展速度慢的重要原因就是开发投入大，周期长，技术含量高，短期难以见到效益。然而商业化的种业科研体制尚未建立，投入有限、基础薄弱，缺乏有效协作。因此应深化科企合作，推动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快育种资源、人才、技术从科研单位向企业聚集，推进科技资源整合和产学研深度合作，使种业的研发更好市场化；同时提高政策和资金的联合，尽快形成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提升研发成果转应用环节的效率；适当增加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提高其创新积极性，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应出台相应激励政策鼓励科研人员加强对种子的研究，并提升种子企业的创新意识，使我国种业的研发与国际市场接轨。从国家层面加大对种业等重大关键环节研发的支持力度，克服种业市场“小、散、乱”的弊端。

（二）保障种业资源的丰富性

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设施体系，加强优质土种资源的保护力度是推进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和提高农业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重要举措。单一化的农作方式与农产品结构会损害农业品种多样性，因此在满足数量安全的基础之上将重点放在质量安全与保护生态环境上，加大资金及人员投入至搜集中国各地优质土种上。鼓励农民、社会组织承担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任务，登记、保存、利用农业种质资源，帮助小农户开拓生态农产品市场，提升公众意识和农民的能力水平并建立多样化的种库以深入研究，从而增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种业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土种资源，用于保障粮食自给的种子也需要加强保护与利用。完善种子储备政策与机制需要国家通过颁布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以做好防灾、减灾的方案，储备足以应急的种子，特别是生长周期短、产量大的粮食作物种子来应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无法预见的损失以避免缺粮带来的损失，从而在保障数量安全的基础上对种子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升企业竞争力

中国作物种植面积基数庞大，种子市场的总体需求规模较大，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成本集中在农药、化肥以及税负方面，种子成本相对偏低，随着科教兴农日益迫切，出于降低农业生产综合成本的考虑，农民对优质种子的需求明显上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于高质量、好口感且具有差异性的粮食品种需求增加，也促使政府积极推进种业国际化，充分吸取和整合外部资源。此外，政府应提供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推动有核心竞争能力的种业企业在研发、生产、加工、经营、推广服务等各环节横向并购，同时不断整合外部优势品种，扩大区域范围，整合产业资源，并且不断研究、开发、培育新的品种，始终保持领先的技术和应用价值的优势，快速迭代和培育推广符合市场需求的新品种，实现品种升级换代，推进农产品的产业化与品牌化，从而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

 

作者简介

武舜臣：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允：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博士生

张为付：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南京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