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思维模式打赢我省疫情防控阻击战
刘旭东
2019年底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成为了我国自2003年“非典”（SARS）疫情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2020年2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据此，我省应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此次重大疫情。现代法治理论强调法治不应仅依靠政府等公权力部门的单方力量，它需要全民共同参与国家治理。因此，打赢我省疫情防控阻击战，需要包括立法、行政机关在内的公权力部门和由各类企业、基层社会组织所构筑的多元化社会主体展开良性沟通与协同应对，实现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高效化运作。
一、通过立法在全省范围内全面禁食野生动物
随着媒体披露，本次疫情的源头基本被锁定在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身上。这种为满足少数人的特殊口舌之欲而置全国人民乃至人类生命安全于不顾的做法必须受到严格禁止与惩戒。
目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为代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种类极其有限，大量携带病毒的野生动物可以被合法地展开市场交易。我省立法部门应出台地方性法规，将所有野生动物均纳入保护范围。立法部门可以连同我省权威部门参照药品管理制度，制定我省可食用动物品种的“正面清单”，凡不属于正面清单的动物，一律推定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在此基础上，严格禁止针对任何野生动物的繁育、养殖、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食用行为。如有新物种出现，需由立法部门协同我省权威部门对之进行充分研究，确认其未携带病毒后，再决定是否将其列入正面清单；决定列入的，应当及时做好后续的检疫工作。
当然，针对以物种保护为目的的野生动物繁育和养殖行为，以及当代无法有效替代的用于药品制造的野生动物原材料的获取、加工等行为，立法部门应另行制定专门地方性法规。
二、行政机关依法全方位展开疫情应对工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科学开展行政执法，是践行法治理念，落实法律规定，促使制度发挥效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坚实保障。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成为我省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中流砥柱。
第一，加强联合执法，全面禁止针对野生动物的交易、消费行为。我省各地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公安、农业、林业、食品安全以及疾病检疫等部门应加强联合执法，将打击非法狩猎、交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上升到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乃至生物安全的高度，尤其是应当尽快在全省范围内取缔各类“野味市场”。同时，执法部门应对捕杀、加工、运输、销售、食用可食用动物的环节展开强力的飞行检查（事先不通知被检查对象、不确定检查时间而实施的检查行为），尤其是应针对海鲜市场、农贸市场等地点展开重点飞行检查，防止上述领域出现野生动物交易行为，更避免出现此次疫情的源头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名为“海鲜市场”实为“野味市场”的不良现象。
第二，制定细致可行且强制性的人员感染报告管理制度。政府应明确所辖区域在特定时间内出现的人员感染情况、死亡情况必须全部上报；同时，对于谎报、迟报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处罚。即便是对于可疑感染情况，相关部门也必须予以上报，以防止事件恶化的可能性。同时，接受报告的部门应当有报必查，核查的结果必须实现对上级有反馈、对下级有交代、对报告单位或人员有回复。
第三，制定行政强制措施具体标准，依法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17条第1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因此，实践中部分村民、居民或社区保安自发采取的强制隔离措施并不具备合法性。2020年1月28日，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在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上明确指出：“对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要立即报告党委、政府，依法稳妥处置，维护正常交通秩序。”因此，为了防止应对进程中出现不合法的强制举措，我省政府应当发布统一的行政强制措施标准，为省内各级政府提供统一的执行依据，从而依法保障人权，约束执法机关的不规范行为。
第四，做好隔离工作。此次疫情传播性极强，政府需做好隔离工作。一方面，普通民众的防护意识与防护能力都极其有限，一人感染将造成全家感染；另一方面，部分感染者在去医院就诊的过程中可能再次感染其他人，导致疫情的大范围爆发。对此，政府应广泛征用学校、酒店、宾馆作为容纳疑似感染者及医学观察者的场所；同时，政府应采用核酸检测或者效率更高的CT检测，对与疑似或确认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排查，经检测呈阳性者应当由政府统一安置于上述征用的隔离地点进行隔离观察与医学治疗。
第五，开展及时的公共沟通工作，形成政府—民众平等沟通的机制。2003年“非典”以及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事件反复表明，包括野生动物疫情在内的突发事件发生以后，政府与民众积极展开沟通，进行信息公开，并不会造成社会的动荡或恐慌。相反，这会令社会大众及时提高防范意识，并做好防护措施，进而有效地防止事件恶化；同时，这也有助于加强疫情风险管理，抵御公共卫生危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构建政府—民众沟通机制，确保疫情信息发布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对于动物防疫工作而言至关重要。在对抗此次疫情的进程中，我省各级政府应积极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及时发布关于疫情进展与治理的相关信息，加强信息交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促使公众掌握应对疫情的方法，并能够通过多方途径及时向政府反馈有关信息。
第六，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制造力量。我省是制造业大省，中小企业生产的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对于抗疫工作十分重要。目前，诸多企业都没有恢复生产工作，且防护物资的生产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其不仅涉及直接的生产单位，还涉及到机器供应、维修、检修等各个环节。将全省内大量的相关中小企业集中起来需要对各个企业的信息有着精准的把握。我省负责处理该项事务的部门应当积极与税务部门展开合作，后者掌握着企业报税的精确信息，这是市场监管和工业信息化部门所难以全部取得的资料。通过与税务部门合作，可以有效地联系到相关企业，短期内迅速恢复抗疫物资的生产工作。
三、依靠“网格化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力量
法治追求多元共治，强调提升社会主体的社会参与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网格化社会治理”就是充分发挥基层参与力量的重要制度机制。它是指将基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标准划分为若干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我省作为经济大省，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为网格化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深入发展则为此次疫情应对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基层力量。
一方面，政府应依靠网格化社会治理开展社会排查与防控。实践中，社区网格员负责固定的服务区域，翔实掌握着所服务区域内居民的基本信息，在疫情通知、防疫宣传、执行道路封闭命令、协助分配生活物资、落实联防联控工作、人员筛査、居家观察、防护劝导、社区管控和应急处置等方面，他们比政府工作人员更有便利优势。
例如，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过程中，大量居家人员需要填写四至五个表格，诸多乡镇政府在主要干道设置填表格、测体温的观察点，这些措施都远不如由社区网格员及其他社区管理人员开展的社区追踪、日访有效。一旦发现有发烧或疑似感染的症状，社区网格员可以立即联系政府展开应对措施。再如，时下部分老年群体或特殊群体并未接触网络，社区网格员可以在第一时间对其展开走访、通知，并分配抗疫物资，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此外，居民口罩的回收也应在社区网格员组织下，由社区工作人员予以专门回收，防止被不良商家获取后二次贩卖。
另一方面，政府应依靠网格化社会治理开展社会情绪抚慰工作。包括动物疫情在内的突发性疫情在造成社会物质损失的同时，还会引发心理问题。尤其是在当下网络媒体的影响下，各类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度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处理不当难免会引发社会孤立、社会抑郁、社会恐慌等不良心理现象。这种扎根于广大基层民众中的心理问题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公权力的力量来治愈，广大的社区网格员可以协同基层工作人员以及广大志愿者，对社会大众展开相应的心理抚慰工作，为疫情过后社会秩序的恢复夯实心理基础。
作者简介
刘旭东：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南京财经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