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做好我省疫情期间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的对策建议——现代社会秩序中的科学普及、理解与公众参与
钱之佳
此次重大疫情暴露出众多怪象，其中很大一部分相关于现代社会秩序中的科学普及、理解与公众参与。例如公众的恐慌，科学家备受质疑，谣言的流行与辟谣等等，如此诸多问题在全民争取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期，实属内耗，不该发生。而怪象背后，从科学普及、理解与公众参与的角度而言，实则有这些问题存在：现代科学过于复杂，民众不可能理解，公众对过于专业的话题不感兴趣；（自）媒体报道往往夸大其辞或者断章取义，使科学家不敢再发言；科学家不了解媒体传播技巧，不知道怎么进行科学传播；科研圈缺少把声音传递到公众的渠道；“萨根效应”，科学家工作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科普；等等。在共克重大疫情的阻击战中，一方面需要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战，另一方面需要信息快速传达，全民一心战胜困难。江苏省综合实力在全国居于前列，作为科技、文化、教育大省，应该充分利用资源，挖掘潜能，解决疫情中所暴露的问题，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并在全国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使得现代社会更健康有序发展。
一、公众的科技素养教育不能日渐流于形式
能否有效应对重大疫灾，特别取决于公众的配合，需要公众有较高的公民素养。时下，网络极为发达，网络道德极为严苛，影响又快速，网络背后的每一个个体，都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一个有清晰头脑又具有高尚道德的个体，更能凝聚成一个理性、高度文明的社会共同体。
教育是培养现代社会文明人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差强人意的是，公众所接收到的科学，已经不再是思辨、探索意义上的科学，而是通过大众传媒、通行教育所接受到的A是A的陈述。这种外来灌注缺乏自己思考，往往会导致人轻信而偏执的想法，即“捷径思维”（route thinking）：思维顺着一条走熟的路，机械地自动推进。甚至，人的思维被“程序化”（programmed），想法因此变得僵化、刻板、偏执。知识和思考被简单化和教条化，无脑教育使得许多人丧失了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提问能力。政府职能部门应该牵头，给予一定经费支持，立足于各层级单位，根据受众的实际受教育程度，进行启蒙式科普传播与培养。
从教育入手，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小学生教育，有科学课，但是课时数量及质量应该有所重视，不能肆意被主课侵占课时，抑或变成所谓的纪律课、视频观赏课；课程内容应具有更强的引导性，不能流于形式，表面应付，不能仅仅是知识的灌输课。发展科学的要义在于培养好奇心、引发思考和探索欲，知其所以然，而非被告知“然”。我们需要的是人类丰富多样性的思维，而不是一个个头颅。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变得整齐划一，万千思想都变成了同一个标准答案，这样的孩子会有人觉得他们乖巧可爱吗？会觉得精灵活泼么？高等教育亦是如此，学生疲于各种考级证书，刷专业课成绩，但是作为一个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他们是否去思考过人生，思考过这个社会，分析过诸多现象，有自己独立的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么？
二、建立多元化民间协作机制，并有相当的活跃度
最传统的“缺失模型”早就饱受质疑，也就是说，在现代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社会，知识不仅仅是掌握在科学家手里，民众也具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于是，科学家不再可以居高临下，把科学知识简单灌输给民众，民众也并非完全被动的无知者。当今社会的多元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赋予公众更多的发言权和发声渠道，但一般公众是具有一定科学认知但又不够专业深入的人群。因而，科学传播尤为重要，它是发生于各领域的科学家、政府、企业等与公众之间的相互性的交流活动。首先要建立信任的平台，才能实现良性、平等的互动。
研究表明，由于社交媒体的普及，即便在科学议题上，公民也表现了极强的民主参与的欲望，这种欲望会因为热点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引爆舆论。网友对科学的质疑往往与其对政府管理的不满和对传统权力的颠覆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让科学家及政府科技部门就热点问题与公众平等交流，让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关切并通过民主协商使公众的价值诉求能反映到科学进程中，我们才有可能确保公众广泛支持科学发展，确保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三、构建以科研工作者为主体的江苏省科技社会发展咨询相关协会，建立直接对话机制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简称江苏省科协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的地方组织，是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江苏省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个机构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需要真正的科技工作者与公众直接对话的机构。建立由政府等公信部门牵头负责的科普网站、科学类博客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权威又能被大众接受听懂的相关信息、知识；同时开通互动区，可以及时提出及反馈问题，打通交流通道，汇集各种问题，公众不再需要从各种不同渠道打探消息，难辨真伪，从而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公众需要从专家那里获得双重保证：“既有特定的专业人士，在品行方面的可靠性，又有非专业人士所无法有效地知晓的知识和技能的准确性”。
四、重点合作各层教育单位，设立专项科学传播促进基金并纳入适当考核
与疫情相伴随的次生灾害尤其需要我们注意，例如社会的恐慌及失序。在现代的科技文明社会，需要强有力的社会科技文明的建设——消除因信息滞后、不对称、虚假进而加剧的社会恐慌。当一件公共卫生事件上升到全民关注的程度上时，更加需要准确、迅速、透明的理性声音。如果是一味的网络谣言散播，继而官方就一直在辟谣这样的顺序模式，必定会引起公众的更多猜疑和强烈反感。这时更需要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发挥预判能力，配合相应的健全的社会机制，抢占先机，“造谣”和辟谣的关键，就在于时机的把控，谣言应该扼杀在萌芽，甚至不给它增生的温床。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勤于做科普的科学家是二流科学家，科学家的公共声誉度与他们科研工作的质量背道而驰，此即“萨根效应”。热心科普工作的科学家受到同行排挤，科学家发展兴趣爱好、参与公共辩论甚至都会降低自己在同行眼中的学术水平。上述的双向问题，即一方的迫切需求，与另一方的无奈回避，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至今仍然没有得以有效解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更高度的重视。应当着重改变现行科研考核体制，增加针对科普的部分考核，增强科学家做科普的动力，改变科学家就应该关注科研，做科普是“不务正业”的错误认知。相较而言，很多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有成熟的做法，比如英国皇家学会等都要求其成员同公众探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甚至要求接受其资助的科学家要从资助经费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向公众传播其科研成果。
五、加强科研队伍、科研人员的建设与管理
“普通人信任专家的能力，与其说是信任专家，还不如说是更信任他们所使用的专门知识的可靠性，这是某种通常普通人自己不可能详尽地验证的专业知识”。正如学者齐曼指出：科学知识是可靠的，部分是因为它与这个制造（making）和行动（doing）的世界吻合得很好；科学活动的典型特征表现为行动；一个好的科学模型的动力机制被认为具有价值，与其说是因为它正确地描述了一个过程，不如说是因为它正确地得到了结果。——这是理论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的科学活动的区别。
一方面，专业论文的发表可以让国际科研界了解疫情现状，有助于全球合作抗疫，以及制定相关政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在一定意义上，科学信念比一般信念更值得怀疑，因为它们具有与感觉经验不同的抽象的猜测成分，而探究者不可能在探究之前就已经知道什么确实是真理，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来讲。在科学工作者与公众之间需要一个便捷、快速的沟通渠道。由于上述公众与科学工作者等诸多因素，有必要在科学家、专业的科研人员与公众之间引入专业的科普作家、科技新闻工作者。这一群体作为中间人和桥梁，能够对科技新闻、专业学术研究成果诸如论文等做到详细而通俗的讲解，避免科学知识与公众信念之间出现不必要的误解与冲突。另一方面，写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论文只是用来确保权威性、告知大家疫情进展的工具，不该本末倒置，成为科研者追逐的目标。科技部也于1月29日发出通知，不要把全部精力放在发论文上，“要勇挑重担，全力投入科技攻关任务，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同时，我们需要警惕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绑架社会和专家。比如此次疫情中引起重大不适的专利申请事件，只是简单的武汉病研所抢注用途专利权，还是会有更多的连锁反应？在强烈的社会反向舆论出现之前，需要一个官方的渠道科普专利申请知识及其相关联的复杂性问题。因为就社会心理学而言，先入为主是个极为普遍存在又具有杀伤力的现象。按照哈佛科学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Shapin）的说法，科学活动从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项职业，在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模式中，那些能够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和技术更容易被发明出来，更容易得到应用；而不能满足资本增殖的学科则被边缘化。所以，必须进行正向干预，加以引导，培育经济效益较弱，潜在意义重要的学科。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科学、资本与权力的结盟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程度。但是，真正科研做得好的人是否适合做官呢？或者有行政职务之后，是否还有精力埋头科研呢？产学研官能够顺利做到一体化么？科学家、教授、企业家、院士、某部门领导，这多重身份之间的转换，能轻易做到无缝衔接么？同一个主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地位，这之间会产生冲突，最终是能否能够实现共赢，还是惨遭零和博弈，都值得我们深思，并进行相应的社会机制和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
钱之佳：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