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需要伦理决策
陈翔
公共卫生危机的突发性、增长性、广泛性、群体性、复杂性、易变性、危害性总是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损失和个人危害。目前，我们对于公共卫生危机的认识还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智慧积累的过程，一个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伦理决策是决策者在面对由复杂环境所产生的伦理困境时，进行伦理行为选择的过程。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伦理决策，就是从分析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产生的伦理问题入手，紧紧围绕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些伦理问题，追求“至善”的决策方式，使得决策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认可。
一、在源头预防上坚持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当前，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生态环境恶化日益成为公共卫生危机的重要诱因。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回应了以上问题，强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建立可持续的生活生产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目标，凸显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展示了人类和谐发展的愿景。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对传统发展方式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发展方式和生活理念的重大进步，是我们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提前预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同每个人息息相关，除了政府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外，每个人也要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事实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做到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公共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小。任何与自然为敌、试图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的做法，就容易爆发公共卫生危机。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理念的有机结合，揭示了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生态性本质和伦理要求，这就是：既要注重生活方式的现实性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又要注重社会发展的生态性和可持续性，即“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思想，克服了过去从一时或者一地布局出发的认识论局限，是发展方式、生活方的巨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一是扬弃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中的短视行为，引进、培植新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生态”因子，并使之有机结合；二是调节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作用方向，使之与社会生态的进化方向一致，从而产生有效的聚合力；三是贯彻和契合绿色发展理念与生态伦理要求，在文化—经济—社会一体化过程中，确立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合理张力。总之，只有遵循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伦理要求，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才能从源头上避免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
二、在具体应对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起点，也是其终点。公共卫生危机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存和生命安全，如何建立与强化公共卫生的危机管理机制，体现出决策的具体应对以人民为中心显得尤为重要。即应对公共卫生危机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宗旨，不损害人民的生活质量，切实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在感受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公共卫生危机正史无前例地侵入日常生活，人类自身成为公共卫生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以人民为中心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前提条件，也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价值体现。我们要根据公共卫生危机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归纳、提炼和概括公共卫生危机所面临的人本性问题，即：如何在具体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中让人民满意。这就要求我们在具体应对的过程中，建立对公共卫生危机产生方式、产生后果的科学认识，实现人民利益与决策目标的统一，从而使决策符合人民的伦理规范和价值追求。
功利与价值的冲突、生存与死亡是具体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经常面对的问题。通俗来说，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伦理决策最为关键的是从思想认识、动机、诉求和价值目标等方面引导危机应对向着符合人民整体利益的方向前进。由于公共卫生危机会与人民利益关系密切，因此，如何对待公共卫生危机，就不只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道德问题。从消极方面说，它会威胁社会道德规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破坏道德秩序的外在约束力，暂时使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变得迟钝；从积极方面说，它能够促进社会道德的转型，激发人们的责任和关爱意识，推进个人道德境界的提升。因此，进行公共卫生危机的伦理决策，决策者应该注重公共卫生危机决策的责任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伦理决策需要建立在决策者对人民利益的自觉维护上，建立在对人本性伦理的自觉践行上，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总之，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伦理决策，才能形成一种有利于消除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舆论、不良习惯和悲观信念，把决策者的最终目标体现为人民的自觉行为。
三、在善后处理上坚持道德关怀和可持续发展
公共危机终会过去，它正如所有人类历史上的危机一样，终归会被人类战胜。公共卫生危机爆发后，朋友关系、亲人关系甚至可能成为威胁自身的因素。公共卫生危机结束后，人们一般会重新审视个人与朋友、亲人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这是人类道德感自我超越性的彰显。在公共卫生危机的善后处理上进行伦理决策，就是要关照人类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的共同体关切，坚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道德关怀，这也是一个民族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后实践能力和生存能力提高的表现。在善后处理上坚持道德关怀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经历者的挫折感、内疚感，使危机经历者能够重新探索、接受、原谅与公共卫生危机相关的道德事件，最终与他人、社会重新建立友好、信任的关系，并找回对美好的世界认知。当然，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决策影响因素、决策提升策略、决策量化评价等方面不可避免受到决策者自身道德状况的影响。道德关怀能够通过知、情、意等形式，实现危机善后与个体成长的同时提升，也就是实现在个体与危机善后之间建立无障碍的互动机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发展最深刻的动因，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之中。因此，在公共卫生危机善后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思考危机善后与可持续性发展二者的统一。有效的危机善后是发展进程中的内在要求，一旦与经济社会相适应，便能够有力地促进发展，并对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把“危机善后”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要素结构，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是潜与显，体与用的关系，前者是“体”，潜在于发展的伦理精神中；后者是“用”，在危机善后中得到显性的体现。从伦理决策的角度审视公共卫生危机的善后问题，本质上就是厘清发展和道德的关系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后公共卫生危机时代”的善后工作，我们必须把握和梳理内在于公共卫生危机中的人伦关系，建立具有道德范式的善后决策坐标，这样才能形成具有“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协调统一的伦理决策。
作者简介
陈翔：现代服务业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