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主导下，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墨西哥、秘鲁、智利、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12国，历经5年多的马拉松式谈判，于2015年10月终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2月，参与各方正式签署协定文本，协定将在各自立法机构批准后正式生效；然而，2017年1月23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以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美国正式退出TPP。

一、美国退出TPP背后的经济利益

（一）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决定背后的利益考量

从美国国内环境来看，退出TPP是特朗普巩固自身政治势力、转移国内矛盾、树立自己政治威信的必要手段。特朗普作为体制外的“黑马”，入主白宫之后必然会受到来自民主、共和两党建制派利益集团的共同排挤和刁难，而且在特朗普当选后，美国民间，特别是加州、纽约等经济发达地区，爆发了多轮大规模抗议活动，因此，特朗普就任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巩固自己的支持者阵营，保住自己的“民意基础”，并弥合美国社会的裂痕，稳定国内政治秩序，此时，“退出TPP”是帮助特朗普实现上述目标的最好政策选择。首先，从特朗普的主要竞选承诺来看，无论是大规模减税、驱逐移民还是废除奥巴马医改，都涉及到国内立法的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而且还会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内部不同阵营间的裂痕；只有“废除TPP”这一承诺不仅可以立即通过总统行政命令兑现，而且还可以向选民证明自己“言出必行”，树立威信。其次，在特朗普的执政理念中，自由贸易使得美国普通工人的就业机会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因此，特朗普认为只要废除TPP，提高美国进口关税水平，就可以逼迫制造业工厂重新搬回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增加美国中下层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特朗普的这一逻辑在美国中下阶层选民中拥有非常高的支持率，美国著名民调机构皮尤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在国际贸易中利益受损的中低阶层白人男性，因此，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废除TPP，是在以实际行动回报和巩固这一群体对其的支持，这是能够保证其坐稳白宫的最大政治资本。最后，退出TPP可以为严重割裂的美国社会树立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将美国国内收入分配不均的罪责转嫁到外国人头上，并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美国利益优先”维护者的政治强人形象，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从美国外部的亚太地区国际环境来看，特朗普认为“退出TPP”也是维护美国利益的明智选择。特朗普政府退出TPP并不表示美国将拱手让出其在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秩序领导者的地位，恰恰相反，其本质是特朗普政府欲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在亚太地区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强行收割更大份额的区域内自由贸易红利。在2017年5月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美国新任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就明确表示：“美国虽然不会改变退出TPP的决定，但美国愿意促成与TPP成员各国分别达成双边贸易协议，这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由此可见，退出TPP并不表明特朗普政府减轻了对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合作的重视，特朗普政府退出TPP主要是想将TPP“1对11”的“多边”贸易谈判拆分为11个“1对1”的“双边”贸易谈判，这显然更有利于提升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超级大国优势地位，获得更大份额的自由贸易红利，进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

（二）美国退出TPP对亚太地区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

第一，美国退出TPP加剧了美国与TPP余下11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首先，日本作为在TPP余下11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美国退出TPP后利益受损最大。奥巴马政府为了让日本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TPP谈判中对日本让利很大，可以说日本加入TPP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能够获得自由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美国退出后，其他经济体的规模都太小，日本难以依靠与这些小国的自贸合作显著提振日本经济，所以目前日本虽然还在坚持推进TPP，但已经接受了与美国开展双边自贸协定谈判，日本可能不得不进一步对美国开放农产品和汽车等敏感市场，日本国内的反美情绪也可能会因此进一步高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但其与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贸易融合度更高，美国退出TPP使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欲借TPP降低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的愿望基本破灭，因此目前澳新两国已经开始积极呼吁中国加入TPP，以代替美国的位置。加拿大和墨西哥作为与美国贸易融合度最高的TPP和NAFTA成员国，目前对美国退出TPP的反应相对较小，因为他们更加担心的是NAFTA的重新谈判，特朗普退出TPP、重谈NAFTA的行为彻底割裂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美加、美墨关系已经严重恶化；秘鲁、智利、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六国的经济体量过小，在TPP中的话语权本就不大，美国退出TPP之后能否与其单独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尚未可知，即便双边自贸协定能够成行，这六个小国在美国强势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面前也基本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自身利益必将会被大大侵蚀。

第二，美国退出TPP使得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群龙无首”，给中国引领亚太地区贸易新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以2016年各国GDP规模来看，美国在TPP12国中占比约为65%，第二名的日本占比仅约为17%，而排名靠后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智利、秘鲁、新西兰和文莱7国的合计占比才仅为5%，因此，美国的退出给TPP带来的冲击可谓是“釜底抽薪”，失去了美国的TPP将没有足够的规模来引领和主导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秩序。但就目前来看，剩余的11国并没有打算完全放弃TPP，2017年5月的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美国之外的11国贸易部长就共同表达了将继续促成TPP生效的意愿，并做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安排。目前，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协助TPP走完最后一公里的主要推手，日本和新西兰已在国内批准了TPP，澳大利亚一直希望继续推动TPP进程。美国退出后，虽然日本政府力图维持现行框架，寄希望于美国能够重返TPP，并且一再表达出对中国加入TPP的抵触，但澳大利亚、智利等国已经开始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加入TPP，并愿意为此而“重新起草”TPP，因此，中国必须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与TPP剩余11国开展多边自贸合作，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格局中的地位。

二、中国应对美国退出TPP的对策建议

（一）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定亚太区域局势

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外交关系，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是稳定亚太地区局势的关键。特朗普政府退出TPP的行为，从本质上来看，是“以退为进”，欲借“公平贸易”之名，以自身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强行收割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红利，进一步巩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霸权地位。从这一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将比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等战略更加直接，特朗普政府这种粗暴的亚太区域政策加重了美国与其传统盟友间的利益分歧，一方面，这虽然给中国与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国开展和深化自贸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但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真的在亚太地区的“朋友圈争夺战”中败下阵来，秉持“零和博弈”观念的特朗普政府就极有可能会对中国采取更加极端的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政策，来挽救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对此，中国应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亚太区域战略的重中之重，这一方面需要中国与特朗普政府深入交流，继续深化中美经贸合作关系，推动中美贸易收支平衡，减小双边贸易冲突，形成中美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也需要中国担当起捍卫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理念的“中流砥柱”，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欢迎更多的亚太区域内国家共同开展亚太自贸合作，联合更多的力量来抵消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给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干扰和阻碍。

（二）积极与TPP余下国家开展自贸合作，引领亚太地区自由贸易新秩序

鉴于TPP的高标准、高门槛，尤其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劳工和竞争政策等“边境后”规则的拓展，直接代替美国加入TPP显然不符合现阶段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但美国作为最大成员国退出TPP，使得剩余11国能够通过TPP获得的自由贸易利益大大缩减，各国急需TPP的替代品，此时正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接替美国引领亚太地区多边自贸秩序的最佳时机。如果中国不积极与TPP剩余11国开展自贸合作，一旦TPP协议生效，日本将成为TPP自贸区中的主导力量，中国有可能将会在亚太地区贸易格局中被日益边缘化；而且如果美国未来政策走向生变，又再次加入TPP，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将会变得非常被动。因此，中国当前应该积极寻求与TPP剩余11国共同组建以“边境上”政策优惠为主的“多边自贸区”，建成一个“小型亚太自贸区”，以代替没有了美国的TPP在亚太地区自贸格局中的主导性地位，并将其作为未来组建更大规模的“亚太自贸区（FTAAP）”的基础，引领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发展。

“亚太自贸区（FTAAP）”的构想虽然以提出多年，但由于美中、美俄、中日等区域内大国间国际关系的瞬息万变，一直没能够得到实质性落实。中国凭借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如果能够主导与TPP剩余11国率先建立一个小型的亚太自贸区范本，再逐渐吸引区域内的韩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等大型经济体加入，这不仅有利于加速FTAAP构想的落实，还将大大有利于中国未来在FTAAP中掌握更大的话语权。目前，TPP成员国中的东盟国家、智利、新西兰、秘鲁、澳大利亚均已分别与中国签订了自贸协定，“中国-加拿大自贸协定”已经进入可行性研究阶段，日本与中国虽然没有开展双边自贸协定谈判，但是中、日作为重要成员国的“中日韩自贸区”和RCEP已经分别结束了第11轮和第18轮谈判。因此，中国与TPP剩余11国建设“小型亚太自贸区”的难度较低，而且该自贸区一旦建成，凭借中国世界第一的国际贸易体量和仍在快速成长的贸易规模，该自贸区必将成为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秩序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