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历经多年发展的江苏省开放型经济已经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型经济已成为江苏经济的亮点与特色，为全省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动力。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12个谈判方于2015年10月5日在美国佐治亚洲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会议上达成协议，尽管目前美国在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初宣布推出TPP，使得TPP是否能够继续实行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其所倡导的以全覆盖、高标准、包容性、高要求、战略性等为特征的经贸规则（我们可以称之为泛TPP经贸规则），必将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本文拟具体分析泛TPP规则对江苏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江苏的应对之策。

一、TPP协议成员方与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迄今为止，TPP成员方共包括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美国、秘鲁、马来西亚、越南、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12个经济体。

在外贸方面，TPP协议成员方是江苏重要的贸易伙伴。2014年，江苏对TPP协议12个成员方的出口额占江苏总出口额的40.9%，江苏前20个主要出口目的国中，TPP协议成员方有8个，分别是美国、日本、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其中，美国位居江苏出口的第一位市场，日本位居江苏出口的第三位市场。进口方面，2014年江苏从TPP协议12个成员方的进口额占江苏总进口额的32.6%。

在外资方面，TPP协议成员方是江苏的重要投资伙伴。2014年，TPP的12个成员方占江苏引进外资总额的11.4%，这一比重并不大，但江苏的大量外资来自于中国香港，占59.7%，加上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及其他投资性公司投资等，约占65%，来自这些自由港的投资并非都是当地资本，大量是来自于世界各国的转投资，其中不少来自于TPP协议成员方，初略估计TPP协议的12个成员方在江苏的真实投资大约占28%左右。在对外投资方面，2014年江苏境外投资累计前10位的国家（或地区）中，有4个是TPP协议成员方，其中美国位居第二位，初略估计TPP协议12个成员方占江苏境外投资的比重大约为23.1%。

二、TPP协议对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对外贸的影响：新型贸易壁垒带来的贸易转移

在江苏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多年来一直在着力追求出口市场多元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出口风险。但整体而言，江苏对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占比仍然相对较高。2014年江苏进出口总额563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其中，出口3418.7亿美元，增长4%；进口2218.9亿美元，下降0.04%。2014年江苏对欧盟、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的出口额分别为635.1亿美元、701.7亿美元、308.6亿美元和348.5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1.2%、增长7.2%、下降1.2%和下降5.4%；对东盟、韩国、中国台湾出口额分别为342.2亿美元、166.4亿美元和142.1亿美元，分别增长2.3%、下降0.7%和增长18.7%；对拉丁美洲、非洲、俄罗斯出口额分别为191.9亿美元、93.0亿美元和48.9亿美元，分别下降3.2%、0.02%、0.8%。值得注意的是，江苏对中国香港的出口大部分通过转口贸易最终抵达美、日、欧市场。伴随着江苏建立在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基础上的传统比较优势日渐消失，江苏在美、日、欧市场上既面临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环节方面的竞争，同时也难以超越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或环节方面的水平，外贸发展呈现出一种“低不成、高不就”的尴尬局面。

（二）对外资的影响：产业转移和外资转移风险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引资对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外商投资不仅供给了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而且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贸易增长、就业机会、市场竞争、产业结构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然而，按照TPP协议的规定，成员方之间的零关税与原产地规则挂钩。也就是说，根据谈判进程来看，最终产品65%的零部件必须在成员方生产，才能享受零关税待遇，这可让成员方产业发展得到基于市场开放的好处，同时也会对非成员方的产业造成排斥。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一是传统产业存在转移风险。TPP协议将导致大量传统产业（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将工厂由江苏迁往TPP成员方。二是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引进外资将更为困难。TPP协议中的高端投资和服务贸易协定，可能导致一些原本拟投向中国这些领域的外资转向TPP成员方，江苏在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引进外资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三）对外经的影响：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可能受到冲击

虽然美国主导下的TPP协议的最初收益比较小，但TPP的终极追求在于将其相关规则扩大到涉及所有部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通往更广泛亚太FTA的核心。到2025年，如果亚太FTA正式运行，美国出口将扩大到3270亿美元，为了扩大TPP的区域影响力，美国正在与东盟谈判并力争达成一系列协议（李罗莎，2014）。与此同时，东盟通过“10+6”所主导建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包括了“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六国”，也试图进行统一市场的FTA谈判，是实现亚太区域一体化的现实路径选择。如果将TPP与RCEP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不难发现：前者以“亚太合作”为主线，后者以“东亚合作”为主线，在一定意义上它们是实现亚太区域一体化的互补途径，中美两国既可以在两条潜在路径上展开竞争，也可以联手合作使两者趋同为一个亚太FTA协议。

（四）对外智的影响：容易放大江苏企业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与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相比，TPP大幅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和执法标准，TPP协议中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内容代表了当今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最新方向。TPP协议框架文件明确表示，将对“TRIPS”现有的权利和义务加以“加强和发展”。整体而言，TPP知识产权条款的经济影响主要包括：拥有更为严格的损害赔偿原则，与TRIPS标准相比，赔偿标准更为具体明确、赔偿额度的推定方法更为细致可行，可能由此增加江苏涉嫌侵权企业的赔偿额度；扩大化的边境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贴牌加工贸易，TPP边境执法可适用于边境货物，将导致我国企业在TPP成员方转口货物被查扣的风险大大上升，严格的执法措施将直接增加出口加工企业的经营侵权风险；临时强制措施容易扩大打击范围，进而形成贸易壁垒，TPP条款将临时强制性措施扩展到适用于侵权嫌疑人之外的任何第三方，且未规定需要考虑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这可能导致权利人滥用司法资源，并损害交易公平和交易安全。

三、江苏化解TPP协议消极影响的对策建议

（一）利用TPP协议规则中的有益因素，倒逼政府部门体制改革

TPP协议虽然主要代表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诉求，但其中不少规则也符合江苏省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规律和要求。当前，江苏乃至整个中国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应该继续坚持“以开放促改革”，顺应21世纪“公平贸易”规则，不先验地以意识形态划界，而应树立起互联共赢的基本理念。为此，我们应建立起自己的“公平贸易”理论体系，主动与TPP成员方展开对话、沟通与交流，为迎接新一轮对外开放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利用TPP协议规则中的有益成分和有利因素，促进或倒逼江苏开放型经济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加快双边和多边区域贸易谈判进程，消解TPP的负面冲击

我国已经建立14个自贸区，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总体来看，自贸区促进了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取得了互利共赢的成果。在此背景下，继续加快推进双边和多边区域贸易谈判进程，对于江苏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省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江苏省应该在国际贸易新规则的高标准框架之下，深化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方面的管理体制，加快投资保护、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领域的谈判，积极倡导推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在坚持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上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化解贸易和投资转移风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新一届中央政府着眼大局、面向中国与世界发展合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构想，这对于深化区域合作、促进亚太繁荣、推动全球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带一路”既连接着繁荣的东亚，也连接着发达的欧盟，前者是TPP的主体，后者是TTIP的核心，“一带一路”还覆盖了广大南亚、中亚和非洲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纵深推进，将有效打破TPP对中国造成的孤立态势，伴随着互联互通、产融结合的发展，“一带一路”不仅将成为中国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战略平台，也将成为中国为相关国家提供公共品、推行新的发展理念和规则的战略支撑（潘悦，2015）。为此，江苏应该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化解贸易和投资转移可能带来的风险。

（四）稳健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融入国际价值链分工

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积极融入国际价值链分工，是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TPP的重要举措。面对更高水平的开放与竞争，应积极推动本土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为此，在战略上，要逐步从“出口导向”转向“利用全球高级要素实现内外融合发展”，通过资本输出全面对接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创新链（GIC），积极整合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层次；在战术上，积极利用各类境外基金帮助企业走出去，重点支持企业在境外开展生产加工、资源开发、营销网络、技术研发、品牌并购、文化和教育等对外投资项目以及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实现由“微笑曲线”底部向两端的攀升，逐步培育跨国经营的骨干企业，打造一批从江苏“走出去”的世界级跨国公司，支持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逐步达到世界同行业先进水平。